維權(quán)成本高，打擊力度低，多數(shù)“任人欺”

更讓王鴻儒郁悶的是，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信息泄露，連他這個律師也只得忍氣吞聲。

“對個人信息泄露，鮮有個人起訴的案例。因為訴訟成本太高，同時，維權(quán)手段也不完善。”周慶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。

記者發(fā)現(xiàn)，與王鴻儒作出同樣選擇的人，是大多數(shù)。在2011年底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(diào)查中，有七成受訪者在個人信息遭泄后，選擇了“忍耐”。只有三成人會以要求相關(guān)網(wǎng)站刪除自己的信息、查詢誰是泄露者或者舉報等方式，作“綿薄”的抵抗。

而這一比例，在今年4月新華網(wǎng)披露的工信部科學技術(shù)情報研究所的調(diào)查結(jié)果中，降為一成，首要原因是“調(diào)查取證困難?！?/p>

“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看，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、地點、以什么方式、被誰泄露的，所以，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?！敝袊缈圃悍▽W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。

王鴻儒不是沒有試圖查問過騷擾者的“信息源”，但“對方不是含糊其辭，就說是從手機號段里隨機抽取的?！蓖貘櫲鍩o法從千頭萬緒中鎖定“黑手”，幾次之后，只有放棄。

“泄露他人信息，暴利又安全，更讓違法者肆無忌憚?！标R凱力教授感慨道，泄密者與被泄密者，幾乎成了刀俎和魚肉。

在公眾對信息遭泄無力“自救”的背景下，加強對此類行為的打擊力度，成為普遍的期望。

去年年底，法制日報與搜狐網(wǎng)所做的一項社會調(diào)查顯示，在回答“從長期來看，如何有效抑制個人信息泄露現(xiàn)象”這一問題時，堅決查處泄密源頭、斬斷個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鏈條和嚴厲打擊販賣個人信息者，成為排名前三的答案。

而這些都呼喚政府的更大作為，但立法規(guī)定并不“給力”。

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江鍇表示，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，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初稿已出臺多年，但至今沒有面世。雖然2009年《刑法》將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入罪，《民法通則》中也有關(guān)于個人隱私的條款，但這些規(guī)定零散、抽象，現(xiàn)實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。

“這是不是意味著，現(xiàn)實中，機構(gòu)賣不賣我們的信息只能靠自律，我們能不能討公道基本靠運氣？”王鴻儒反問。

法律缺位，打擊力度自然難彰。對于詐騙類的短信，網(wǎng)友“小安—生活”試過打110報案，110說：不要相信就行了，也不問對方的發(fā)出號碼是多少。”這名網(wǎng)友在微博上失望地表示，“對肆意泄露的信息，我們只能無所作為嗎？”

目前唯一讓王鴻儒慶幸的是，自己還只是騷擾電話的目標。但每每想到一幅自己在透明魚缸中游動的圖景，他就坦言，“感覺周圍全是窺視的眼睛，讓人坐立不安”。

來源：中國青年報 編輯：于姝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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